2023年，法国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，全国爆发了持续数月的罢工和抗议；两年后的秋天，法国政府在政治压力下宣布暂停这项改革。一项写进法律的制度，被现实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。 把目光转回国内，我国的渐进式延迟退休从2025年元旦起实施，没有大规模的社会震荡，按部就班推进。可走过一年多，一个原本藏在角落里的矛盾慢慢浮了上来。 延迟退休实施一年多，一个尴尬的问题终于摆上了台面：制度要求大家晚几年退休，可职场似乎更早地把人请出了门。这个尴尬，可以用两个数字来概括：63和45。 63，是改革完成后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；45，是很多人在职场上感受到的那道“隐形门槛”。不少招聘启事写着“35岁以下优先”，一些企业裁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四十多岁、工资不低、精力被认为不如年轻人的员工。 一边是法律上的退休线往后推，一边是市场上的“退出线”往前挪，两条线之间空出来的十几年，成了很多中年人最焦虑的地带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制度在给人“加时”，市场却在提前“吹哨”，夹在中间的人既不能下场，也上不了场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？从企业角度看，算的是一笔短期的成本账。 年轻员工工资低、加班多、可塑性强，中年员工工资高、家庭负担重、学习新技能的速度慢一些。在竞争激烈、利润微薄的行业，企业更愿意用年轻人。 从劳动者角度看，很多人在一个岗位上干了二十年，技能和经验高度绑定在某个行业或企业，一旦失业，很难迅速转行。于是，一些人只好去送外卖、开网约车，变成了灵活就业的一员。 灵活就业的“灵活”，有时候让人心酸。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，单位那一份也得自己掏，收入不稳定的月份，社保往往是第一个被砍掉的开支。 缴费断断续续，缴费基数偏低，退休时的养老金自然也跟着缩水。延迟退休本意是让大家多缴几年、多领一些，可对那些中年就被挤出正规就业的人来说，多出来的几年反而是一段更难熬的“缴费长跑”。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尴尬：弹性退休的“选择权”到底在谁手里？按照规定，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职工，可以自愿选择提前退休，最多提前三年；到了法定年龄后，经与单位协商一致，还可以弹性延迟。 设计上，这是把选择交给个人。可在现实中，想提前退的重体力劳动者，可能因为缴费年限不够而退不了；想多干几年的白领，可能还没到年龄就收到了裁员通知。 真正掌握主动权的，往往是用人单位，而不是劳动者自己。第三个尴尬，在于养老体系的“支柱”过于单一。 延迟退休之所以必要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养老保险这第一支柱承担的压力太大。中国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一份养老金精算报告曾做过静态测算：如果政策和人口结构都按原样走下去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大约会在2027年前后见顶，此后逐步下降。 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只是假设一切不变的推演，并不意味着养老金哪天会发不出来，财政补助、全国统筹调剂和投资收益都在持续发挥作用。但它提醒我们，单靠第一支柱扛起整个养老体系，压力会越来越大。 反观第二、第三支柱，至今仍显薄弱。企业年金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，参加职工只占企业职工的一小部分；个人养老金制度虽已全国推开，开户的人不少，真正存钱、持续缴存的却不算多。 很多人对“为自己多存一份养老钱”的意识不强，或者根本没有余钱可存。三根柱子里，一根粗、两根细，房子的重心就容易歪。 这里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尴尬。很多人对延迟退休的抵触，并不全是因为要多干几年，而是担心“干到了也未必领得到”。 网上关于养老金“穿底”的说法时不时冒出来，加剧了这种不安。其实，基本养老金由国家兜底，按时足额发放有制度保障，这一点要讲清楚、讲透彻。 信心是改革最好的润滑剂，信息越透明，猜疑就越少。把这三个尴尬放在一起看，问题的本质就清楚了：延迟退休是一项“单兵突进”的改革，但养老问题需要“全线推进”。 法定退休年龄调了，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如果不改，弹性退休的选择权如果不落到个人手里，多支柱的养老体系如果建不起来，那么改革的效果就会打折扣，老百姓的获得感也会大打折扣。在我看来，眼下最需要的，不是对延迟退休本身做文章，而是在三件事上下真功夫。 第一，给大龄劳动者一个“不被嫌弃”的就业环境。 法律层面，对招聘中的年龄限制应当有更明确的规范和惩戒；政策层面，可以对吸纳大龄劳动者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或税收优惠；服务层面，要为四五十岁的失业人员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和转岗服务，让他们的经验找到新的用武之地。第二，让弹性真正“弹”起来。 对于矿工、建筑工人、一线装卸工这类重体力劳动者，现行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政策要执行到位，并适时研究扩大覆盖范围；对灵活就业人员，可以探索更灵活的缴费方式，按月、按季、按年自主选择，并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缴费补贴，帮他们把年限攒够。 选择权只有在有能力选择的时候，才有意义。 第三，把第二、第三支柱做厚。 企业年金可以进一步降低门槛，鼓励中小企业参与，甚至探